文本、图像与情感——《屈原与楚辞》的美学建构与历史诗情
重庆美术馆研究部 张娜
摘要：《屈原与楚辞》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发掘历史文明的深厚魅力，采用更加符合人本精神的现代审美标准，通过史诗般的视觉图像与更为诗意化美学表达，带观者回看历史，感受屈原情感脉搏的跳动变化，礼赞古代先贤的文人风骨，体悟中国文化诗意之美，探寻中国古典美学精神，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诗。这不仅是一幅历史人物题材的鸿篇巨制，更是一段深沉厚重的文化记忆，一部大气磅礴的纪实电影，一曲由画家冯远为智者屈原写就的精神颂歌。
关键词：屈原与楚辞 文本 图像 历史 情感
冯远是我国当代卓越的中国画名家和美术教育家，偏爱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善于营造气势恢宏的场面。冯远的历史人物创作注重宏大叙事，探索历史绘画中诗意化的美学表达，构建出大气雄浑的民族风格与时代精神。《屈原与楚辞》是冯远历史主题创作的典型代表，讲述了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与担当，渗透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气节，凝结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蕴含了中国古典诗意的美学精神，呈现了个体命运与家国情怀的交织互融。
屈原烁古震今的家国之爱、坚贞不移的高尚人格与精彩卓绝的瑰丽诗篇，钩沉出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力量。屈原炽烈的一生，是一部属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史诗。历代画家感佩于其忠贞爱国的气节和独立不迁的风骨，沉浸于其才情万丈的诗篇与奇光异彩的想象，反复描摹绘写屈原的形貌精神，且不同程度的带有“经史教化”和“文学抒情”之意。
冯远精研楚辞，以屈原的生平经历作为叙事的主线，采用工笔重彩的样式，糅合中国古代壁画的写实风格和古典色彩，提炼出汉唐风格的恢弘气势，以顺时针的构图手法进行分节，将屈原跌宕、起伏、悲剧的人生与浪漫、奇幻的想象穿插、叠合，细腻刻画了不同时期屈原的形貌，并将其复杂、丰富的情绪与辞赋内容交错融合，以精湛纯熟的笔墨创作了《屈原与楚辞》，为工笔重彩历史画打开更为广阔的格局，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浪漫唯美，给观者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冯远以楚辞入画，在发掘图像人文内涵的同时，融入了当下社会的审美理想，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建立了一个东方美学的世界。在冯远的笔下，屈原带着他流传千古的诗篇与绵延千里的理想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我们讲述真理，歌颂光明。
一、文本与图像
文本与图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屈原形貌现已无法得见。画家对屈原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象层面，还要深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精神之中，理解人物的精神气质与性格特征，感触历史的脉搏。此外，楚辞中包含了大量具有地域特色和丰富内涵的文学意象。文本的多义性、丰富性、模糊性，导致文学意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指向多层情感与多重内涵。图像在文意解读和文学意象表现上，不可避免的存在偏差。在文本中，文学意象的主观性，模糊性与多义性赋予了读者丰富的想象。而图像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很难还原或再生文学意象中的意境与氛围，从而导致文意与图像的偏差。
屈原将自己一生的奋斗历程尽数诉诸于绚丽的诗篇。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曾说，“其词温而雅，其义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冯远在创作《屈原与楚辞》之初，深入到屈原的史料中，以客观准确的历史资料为依据，以深厚的文学素养为支撑，对屈原进行多层次的分析研究，反复吟诵楚辞，研读文意，力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冯远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合理发挥艺术想象，系统、全面、真实地阐释屈原复杂的人物性格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屈原的形象与故事的塑造更加具体、生动，深入描写奇特、神秘的神话世界，高度还原楚辞中的文学意象与浪漫想象。冯远带着对屈原的尊崇与仰望，对楚辞的欣赏与感悟，塑造人物内在的精神意象，呈现诗篇的意境之美，将主观想象空间具体化，以点滴系全局的驾驭能力与细节见精微的理解能力，使这个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在观者心中重新绽放东方文化的魅力。
冯远曾说，“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尤其对一个人物画家来说，不光是表现你看得见的东西，一定要把自身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表现出来”。[[i]]在《屈原与楚辞》中，冯远以图像诠释文本，吸收当代审美理想和价值观念，从细微处入手，以花草林木、山石云雾作为各情节间的分隔点，以顺时针的方式从画面右下角开始，依次细腻刻画了屈原不同人生阶段的12个形象，绘就了一个整体连贯且独属于中国的东方视觉美学体系，一幅大气磅礴的鸿篇巨制，一部恢宏壮阔的艺术史诗。屈原在《离骚》中的第一句话“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就点明了自己高贵的血统与显赫的家族。冯远笔下婴孩时期的屈原生于吉时，身披香草，甫一出生，就注定了他不平凡的一生。“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少年时期的屈原奋发努力，卓然超群，“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冯远便以高古游丝的笔法，重点刻画了屈原少年时期天资聪颖、仪态端庄、卓然出奇的形貌，人物塑造鲜明生动，情感表达真诚饱满。“扈江离与薜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青年时期的屈原，怀抱宏大的抱负，光芒初露，意气风发，勤修内美。冯远将这一时期的屈原定位成一位披香戴芳，手执香花，衣饰飘然华美，气质温雅高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屈原以无畏之心推行改革，削减楚国贵族的权势，而被旧势力排挤，被君王厌弃。放逐后的屈原看遍人民疾苦，于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冯远突出其秀骨清像的人物特征，将这位遗世独立、身佩长剑、腰系玉珏，衣带飘举，面容悲戚、痛苦失意的政治家描绘的淋漓尽致。在屈原面部表情的处理中，冯远通过线条的起承转合，细腻呈现了他面对昏聩君主时的忧虑郁愤。《天问》是屈原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情感宣泄之作，涉及宇宙天体、神话故事、历史传说等诸多内容。冯远对文本进行精谨研读与细致考证，将屈原诗人的气质与政治家的情怀融为一体，从而塑造了其指天为证，叩问苍天的形象，并将这一纪念碑式的形象放置于画面中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屈原使凤为车，身游天空之中。在画面上方，冯远描绘了屈原对理想世界的奇幻想象，充满了神秘奇异的色彩与磅礴奔放的气势。“位于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冯远笔下的屈原身立云间，锦衣华服，或驱龙为马，鸾鸟祥云为伴，或俯瞰人间，眷怀故乡。日月星辰、神灵圣贤，为他所用，任其驱遣。神女仙官，侍从仪仗，浩浩荡荡，伟岸绚丽。
在《屈原与辞赋》奇崛瑰丽的浪漫想象与史诗般恢弘的场景中，观者可以看到形貌俊美，清雅高贵、发奋自立、踌躇满志的少年屈原，高冠长剑、兰佩荷衣、餐花饮露、禀赋“内美”、善于“修能”的诗人屈原；初涉政坛，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政治家屈原；卓尔不群、高蹈独步、叩问苍天、发愤抒情，九死而不悔的屈原；乘龙驾凤、驱神遣灵、身处云霓，凌高远游、与日月争辉的屈原；放逐以后，游荡在丘陵之中，彷徨于川泽之间，瘦削憔悴，徘徊行吟的屈原；忠贞不渝、怀石沉江、以死殉志的屈原。《屈原与楚辞》尺幅之大、气势之宏、思想之深，精彩卓绝，令人叹为观止！
细节决定质感。冯远深入理解文本，以细节营造意境，对形貌服饰与“内美”品格等进行了生动细致的刻画，塑造了真实鲜活的屈原形象，使观者于细微之处体会文化的厚重与历史的深刻。战国时期，楚国“信巫鬼，好淫祠”。南楚巫风盛行，常举行祭祀的歌舞仪式。楚辞中记载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屈原在楚辞中天马行空，奇特瑰丽的想象根植于楚国的风土人情、民间歌谣、音乐舞蹈与山川草木等，蕴含了大量令人目眩神迷的文学意象，容藏了太多复杂丰富的情感。像《离骚》中提到“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在“众芳芜秽”、“荃蕙为茅”的时代，屈原以芰荷、芙蓉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在楚辞中自比香草美人，衣饰华美考究，以香草玉石为佩，常用薜荔、秋兰、杜衡、芙蓉等芳香花草来象征自己高尚的品格。冯远深研楚辞，驰骋想象，将严谨繁密的线条与辉煌绚烂的色彩渗透贯通，使诗篇中的香草物象化、具体化、现实化，描绘了一位戴高冠、佩长剑，品行高洁，衣华裳叶，揽草搴花，饮露食英的谦谦君子。那些原本浮于诗篇的天神、云神、太阳神、东君、湘君等文字素材被画家赋予了生动的形象、强烈的个性和深邃的象征意义，增强了画面神幻奇特的浪漫主义氛围，强烈激发了观者的心灵感受。《屈原与楚辞》通过精谨的历史考据、情节构思、细节打磨和天马行空的大胆想象，精准把握时代风俗、制度、精神以及人物性格、心理、衣饰、环境等细节，使之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真实，将现实与幻境相结合，最真实的历史与最真实的艺术相融合，虚实相生，给观者以真实与美的震撼。
文人画当道的时代，世人崇尚“水墨为上”，认为“五色令人目盲”。工笔重彩往往被冠以“匠气之作”，遭受冷遇。然而。工笔重彩是一种极其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从先秦到唐宋一直是中国绘画的主流，在水墨写意画兴起后，逐渐式微。冯远师承古法，秉承对文化传承的拳拳之心，着眼于中国古典绘画的风格美学，发挥线与色的潜能，重新提炼了色彩的诗意化与象征性的表达，将“五彩彰施”的色彩观应用到雄大浑朴的历史画创作理念和实践中。墨分五彩，色亦分五彩。色相无穷，变幻亦无穷。冯远从文本出发，于中国古代绘画的写实风格和古典色彩中汲取营养，用绚烂浓烈的色彩，深化了工笔重彩的文学意境和历史厚重感。冯远在《东窗夜记》中提到：“我崇尚汉唐雄风，试图在一片红牙檀板的世界中，响起铁板铜琶的雄肆之声。”[[ii]]《屈原与楚辞》继承汉唐盛世恢弘博大与辉煌灿烂的风范，借鉴了中国古典壁画中的用线与用色规律，细腻营造线条的流畅性与抒情性，深度提炼色彩冷暖的微妙变化，笔法优雅，色彩协调，格调典雅。作为视觉叙事元素，古典雅致的色彩营造出极富抒情性与诗意化的视觉效果。
冯远曾以白描形式创作了一幅作品《屈赋辞意》，后来以这件线描作品为底稿，填彩着色，最终绘就了《屈原与楚辞》。冯远曾说，“我取立足高古游丝的笔法，吸收钉头鼠尾描的起势特点，但放开收势，使线条具有舒展放逸的意味，又兼吴道子线条圆浑而弃其肉骨，融《朝元仙仗图》中锋线的沉厚又适度糅进流畅，一笔一画、起承转合、工致谨严。我尤其注重长线的处理，须得屏息敛气，不敢稍有草率、浮滑。”[[iii]]这件作品用笔简练精谨，精致利落，笔法华丽繁复，自由洒脱，线条灵动细致，丰富多变，层次分明，富有节奏感与表现力。人物造型精雕细琢，生动传神。衣纹转折等细节处理上细腻严谨，一丝不苟，于方寸之间映照心中丘壑，于细微之处增添人文意蕴。《屈原与辞赋》走出文人画自娱之境，突破传统文人画拒绝色彩的理念，汲取中国当代美学观念，挖掘永乐宫与敦煌壁画中笔触与色彩的独特价值，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和工笔重彩的表达方式，在韵味流畅的线条与鲜丽浓重的色彩交响互融中，写就屈原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历史与情感
历史与文学作品中的屈原，拥有多种身份与多重情感，既是一位忠贞爱国、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超然物外、卓尔不群的贤者，还是一位浪漫高雅、潦倒失意的诗人。屈原的形象塑造极其考验画家对历史人物的深度创作与掌控能力。历史人物画创作并不是对历史文本的简单解说，而是要深入人性，表达情感。冯远的历史人物画始终关注历史人物的心灵情感世界，强调人性与情感的表达，以大量的笔墨进行人物心理的刻画，着眼人的历史命运。他说，“人是作品的第一要义；人的主题在作品中所处的核心位置毋庸置疑，明确、简洁；所有的形式语言、笔墨技艺等等表现手段都服从于这个中心——人。”[[iv]]在历史人物画创作中，冯远善于触及历史人物的灵魂深处，展现历史中的人性与情感，在对历史故事的讲述中融合了情感的真挚、思想的深度与情怀的力量。
冯远精准把握历史人物的情感，在大题材、大情感中把细腻的情感处理的很到位，使人物表现出来的感情更加真挚。在《屈原与楚辞》中，冯远将人性融入人物，以情感叙述历史，深入屈原所处的历史时代和特殊的生活际遇，走进屈原强大的内心世界，揣摩诠释屈原不同时期的形象差异与情感波动，深刻理解他在绚丽诗篇中炽烈澎湃的放怀高歌，切身感受其身为谦谦君子的笃行高洁，身为爱国志士的忠贞不移，身为政治家的雄韬伟略，身为浪漫诗人的惊才绝艳。冯远对屈原情感诠释具有崭新的视野，在描绘不同时期屈原的形象时，并没有彼此独立、单一转换、自成章节，而是把握屈原人生各个时期复杂的心绪与深沉的情感，通过对画面人物位置的巧妙经营，依循图像和形式元素自身逻辑，使屈原不同时期的情感，层层递进、彼此交融，通过情感穿透将屈原的政治家情怀和诗人气质自然融合。正是因为画家将个人情感注入笔端，赋予画面强烈的情感意识，才复原了屈原的人格与精神，塑造了一个鲜活立体的人物形象。
作为屈原的生平和思想传记，《离骚》蕴含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内质，渗透着高度的人文精神与民族品格。屈原在《离骚》中倾注了丰富浓烈、深沉回荡的情感，有对坚守崇高品格的矢志不移，有对“美政”理想的坚守追寻，有对国家人民的忠贞眷怀，有对昏聩君主的怨悱愤懑，有对奸佞小人的憎恶斥责，有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悲痛，有对人民苦难的哀怜叹息，有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其酣畅淋漓与错综反复的抒情特征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清代刘熙载曾提到，“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复致意者”[[v]]，又说“《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vi]]为了更好的将屈原跌宕的人生经历与《离骚》中回环往复的抒情特征相结合，冯远在《屈原与楚辞》中借鉴了早期欧洲圣经故事屏风画的表现手法以及中国古代绘画中“异时同图”的构图形式，在一个画面中展开多个故事情节，像拉斐尔圣经壁画、敦煌壁画本生故事画、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均有类似的布局方式。冯远在《屈原与楚辞》中采用顺时针的表现手法，把《离骚》这篇带有屈原自传体性质的辞赋内容与复杂丰富的情感表达统一在一个视觉平面中，以更为灵活巧妙的构图方式、更加流畅自由的时空结构，回环复沓，时空交织，给予画面充分的延伸感，与屈原起伏波折的抒情特征相得益彰，成功的创造了一个文本与图像、历史与情感相互交织、情境互融的艺术空间。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一唱三叹的抒情特征与多重情感的交织互融，在画家独具匠心的构图手法中自然延伸。
图像教化劝诫功能自古有之。屈原在文人士大夫心中是志行高洁的谦谦君子，在统治阶级眼中是忠贞爱国的道德楷模，因此被历代官方重视，并成为宣传道德伦理的典范。《屈原与楚辞》是冯远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的一件作品，但它已经远远超越了“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社会教育功能和劝诫规范意义。它表现了“中国古代‘士’的精神”[[vii]]，即“‘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意识、社会的责任感、对文化的良知和敢于直辩的批判精神”[[viii]]。冯远曾说，“我画历史，意在为民族立碑存照。”[[ix]]张晓凌也曾指出，冯远力图为民族立碑存照的历史主题性创作为“挽救那些我们曾经拥有的崇高品质于既倒，以历史、主体和英雄的重新建构来恢复一个民族的尊严。”[[x]]观《屈原与楚辞》，时而给人绚烂之感，时而令人肃然起敬，时而使人慷慨激昂，时而叫人扼腕叹息，时而催人泪如雨下。鸿篇巨制，长歌当哭！
屈原写作《离骚》时，楚国已处于“兵挫地削”“求平于秦”的衰落时期。《离骚》中表现出来的爱国感情更加真挚、缠绵。身处衰弱的怀、襄之世，群雄逐鹿，列强问鼎，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看到自己的国家损兵割地，政治腐败，自己的人民频遭战祸，民不聊生，屈原“忧愁幽思”，慷慨悲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满腔的悲愤与痛楚、热爱与叹息、眷恋与忧虑、希望与悲歌、痛苦与悲歌，无法遏制的情感奔流错综交织，砯崖转石，滚滚而来，猛烈地震撼激荡着观者的心灵。冯远曾说，“我认为把握住一个“忧”，把握文学作品中丰富的思想性和道德精神的阐述性，则就抓住了《离骚》的根本。《屈原与楚辞》的前期创作中变动反复较多。查证索引，字酌名考，力求准确读解原辞遣意，我常常为将文字翻译成绘画而煞费苦心，却又为辞文婉丽蕴涵所引诱以至步步入瓮，最终在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儒家道统思想浸淫的士大夫屈原和愤世嫉俗、孤傲不群的哲人屈原三者之间，选择了忧国忧民且不失谦谦君子风度的屈原为造型基调，并以此统驭全局。”[[xi]]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引兵破郢，毁楚国先王陵墓，襄王奔陈。汨罗江边，屈原在国家与民族遭到致命打击之后，“恐壅君之不识”，于是“不毕辞而赴渊”，义殉国难。屈原临乎绝境之时，疾痛惨怛，叩问苍天，“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怀着对君王的怨悱，对奸佞的指责，对人民的哀怜，对先贤的崇敬，对理想的追求，自沉于汨罗之渊，以死谏而殉身，唱响一曲炽热澎湃的民族悲歌。屈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是中华民族崇高精神的象征，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他以自沉清流、以身殉国的方式，谱写出一首爱国主义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功若丘山、名垂罔极。冯远借鉴敦煌壁画飞天的形象，采用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将屈原投江的部分进行了升华，以圆转舒展的线条和清丽雅致的色彩对这一悲剧性的场景进行了诗意化的处理，着重刻画了几位天神披香戴芳，伴随在屈原身侧，仿若身处屈原生前所想所念的理想世界之中。画家通过对画面的刻意营造，将悲伤的情绪转换为浪漫的旋律，弱化了屈原沉江后哀伤悲惨的艺术感受，最终呈现给观者一个凄美浪漫的画面，一曲深沉回荡的悲歌。冯远曾提到，“一段历史的思想、文化可以依凭美术作品而保存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亦可以在美术作品中完美体现。”[[xii]]画家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以强烈的抒情性和高度的表现性，完美地呈现了屈原眷怀怜悯的仁士之情与激昂沉郁的家国之爱。随之，历史厚重、民族大义与家国天下在空灵悠远的画面和充满东方韵味的美学意境中一一展开。屈原诗篇中荡气回肠的家国之爱，以身殉志的悲壮之美和诡奇梦幻的浪漫想象，在冯远的笔下和谐统一，获得永恒的生命价值与情感力量。
结语
屈原秉性高洁，惊才绝艳，其独立不迁的高尚人格与光辉灿烂的绚丽诗章，名垂千古，彪炳史册。屈原彰显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内质，代表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其创作的璀璨诗篇镌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在《屈原与楚辞》的创作实践中，冯远凭借深厚的学术修养和精湛的艺术造诣，以图象注解楚辞，发掘历史故事中的现代精神，弘扬传神写心的中国美学精神，探寻诗意的古典精神，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给观者以真实的历史感受，并为观者呈现出一个立体想象的历史空间和自由浪漫的神话世界，为工笔重彩历史画打开更广阔的格局，构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之魄与民族精神之魂。
参考文献：
[[i]]戴子喻,冯远.专访冯远:社会责任感、担当意识与对人之历史命运的关注[J].美术观察，2018(11):5-8.
[[ii]]冯远.东窗夜记[J].荣宝斋，2007(03):108-117.
[[iii]]冯远.屈赋楚魂丹青寄——《屈原与离骚》创作.转引自冯远著.冯远:国画篇[J].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158.
[[iv]]冯远.“人”的艺术和“艺术”的人——兼谈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问题[J].新美术，1997(04):4-7.
[[v]][6]【清】刘熙载著，王国安标点.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99，98.
[[vii]] [8] 冯远.学优而仕 士以弘毅——<藏画导刊>访谈.转引自冯远著.东窗笔录(卷三)[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62-178.
[[ix]]冯远.东窗夜记[J].荣宝斋，2007(03):108-117.
[[x]] 张晓凌.艺术与使命——读冯远的绘画[J].文艺评论，2009(01):81-85.
[[xi]]冯远.屈赋楚魂丹青寄——《屈原与离骚》创作.转引自冯远著.冯远:国画篇[J].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9:158.
[[xii]]冯远.运用造型语言图说中华文明历史——《文艺报》访谈.东窗笔录(卷三)[J].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148-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