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德辉，1932年出生，四川省达州市人，中共党员、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担任重庆画院顾问。1952年考入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美术系本科，1955年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即现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即留校执教四十余年。长期从事雕塑、素描教学与雕塑创作。历任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创作课、基础课教研组组长，雕塑系主任，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理事，四川省及重庆市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1993年—2005年先后担任四川美术学院老教授协会副会长、会长。
1959年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创作《黄巢》、《方腊》雕像。作品《觉醒》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杨闇公》、《周恩来》、《刘伯承》、《刘伯坚》、《陈寿昌》、《何挺颖》、《邓小平》、《杨尚昆》、《郭沫若》、《王洛宾》等雕塑作品分别立于井冈山、南昌、长沙、西宁、重庆等地纪念场（馆），曾主持创作四川成都天府广场《毛主席》大型汉白玉雕像。主编了《中国高等美术学院雕塑集——四川美术学院分卷》（湖南美术出版社）。传略收入《中国普通高等学校教授人名录》，《中国现代美术家名鉴》（第一集）。
杨闇公烈士 高3米 花岗石 1987 原作立于潼南县烈士故居
群情尽望春 1979 原作存于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馆
周恩来同志 像高3米 铸铜 1988 立于重庆市中共中央南方局旧址
叶挺将军 2010 立于重庆市烈士墓
邓小平同志 80 35 70 铸铜 1997
刘伯承元帅 铸铜 1991 立于重庆开县刘伯承同志故居
郭沫若 120 80 84cm 铸铜 1981
方腊 1959年作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艺术创作首先要让人民大众看得懂（采访节选）
苇子
“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还数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一次经历。1954年，在郭乾德主任主持下，雕塑系成立了大足石刻研究小组，开始对大足石刻进行拍照、描绘临摹复制。当时我是学生，把我也纳入小组成员之内。三年后，即1957年，我领着系里9位教师3位工人师傅去到大足北山，风餐露宿在洞窟，对北山、南山的石刻造像作了长达五个月的临摹复制与考察研究，被那些概括洗练、体线融合、造型精炼的石刻造像深深感染，受益匪浅。我们1957年9月去的，直至1958年春节才结束返校。”
“可以说自出生伊始，您就成长在一个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大时代里，在你们那个时代，特别强调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您觉得当时主要侧重于宣传多一些还是审美多一些？”我低头翻看提纲，自己也感觉这问题有些尖锐。
“作为一个从艺者、他所处的时代、国度、民族命运以及相应的个人经历会直接影响并使他产生对待事物的立场、观点、信仰与追求。至于谈到政治与艺术，内容与形式，重宣传还是重审美，我认为二者是相辅相存互为依托的，应该说都重要，不过也有主从之分。”他回答得很从容，也很得体。
“在您看来，这二者之间有无矛盾之处？”我仍不肯作罢。
“处理好了并不会有矛盾，只是内容需通过一定的形式去表达，而形式又必须适应表达内容的需要。在雕塑创作上，我一向遵循民族的特性、科学的态度、大众的方向。对我这一创作理念产生影响的，主要还是去工矿农村体验生活。1958年我到贫困山区下放锻炼，大半年扎根在农民家里，经历了从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全过程，才让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逐渐融入到他们之中，为他们所接受。我还担任过副生产队长，急他们所急，忧他们所忧，与他们有了命运与共的感受，为人民大众而创作也就成了我的出发点。”
“有人说艺术就是一种玩，纯粹是个人情感的发泄，您怎么看？”
“可能有的人这样理解，但我不赞同。”他温和地说，“我们这一代，说实在的，是从旧中国走过来，完全是党和国家把我们培养出来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东西在我们脑子里印象很深，艺术创作首先要让人民大众看得懂，什么东西感动了自己，把它塑造出来，不但感动我，还要感动大众，得到大众的认可。还有我自己身为人民教师，过去常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不仅贯穿着教书育人的道理，在文艺创作上也应有潜意识的担当。这个担子不轻的，任务很光荣，很艰巨。”
